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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对管谟业，余桦就有另外一套说法了。

    他一开始说：“余老师现在已经是京城作协的副会长，兵强马壮得很，咱们谁都能得罪，唯独不能得罪他！”

    管谟业说：“我小时候因为说错话，被大队的人抓起来揍！我现在终于成名了，我还被人揍，那我不是白成名了？”

    卧槽！

    你说的真特么有道理，但你也得看你对面是谁啊！

    难道学会加减法了就要挑战费马大定理吗？

    余桦换了个角度劝说管谟业：“管老师，在余切一生中能罗列到他个人博物馆的人物并不多。你看看，都是马尔克斯、武元甲等世界名人，还有聂华令这些余老师痛恨的人！”

    “对的！他就是要让我遗臭万年！”管谟业很沮丧的说。“余切写以来就很顺，他自己确实能力很强，文体没什么不行的，但他不知道，世界上还有许多生活艰难的人，还有许多生下来就丑陋的人……他不愿意承认这些人的存在，看不见这些事情，当我写出来的时候，余切就责怪我胡说八道！”

    “我感到很委屈！”

    余桦其实部分的赞同管谟业。余切最悲催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家里复读过两年，他家里尚且是个双职工城市家庭。

    多少人砸锅卖铁复读过？最后还没考个满意的大学？

    他的起点，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终点。

    不过，别人过的好有什么错。

    余桦又劝道：“好吧，我现在讲一句话，人要经历过后才能理解苦难。余老师军旅文就写的很好，因为他真去过前线！我认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好人，你是不是承认？”

    “我姑且承认！”管谟业说。

    “那你就让让他吧，假如你认为他不知人间疾苦，那他却把稿酬都捐给了基金会，说明余老师只是没体验过，人却是好的！你与其和他闹下去，不如调转枪口，看看其他虚伪的人！”

    管谟业到这时候被劝服了。不过，没有完全的服气。

    他们这番争论是通过书信、电话交流的。

    不久后，管谟业来文学院和燕大的作家培训班上课，再次遇见了余桦。

    这时候他忽然觉得余桦很自在，眼睛里全是快活的感觉。他再三追问之下才知道，余桦已经离了婚，和一位叫陈虹的女作家领了证，两人住在一起。

    “房呢？”管谟业问。

    “没买。”

    “自行车呢？你总得有一辆吧？”

    “我没车，就靠我的双腿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到底出了个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忠诚的爱情！”

    管谟业乐了：“原来你什么都没出啊！你以前的老婆好歹是县里面有名的美人，你把人耽误了，现在又找了个京城姑娘，住人家的房子，分文不出……老余，做男人还得是你！”

    管谟业现在已经成名，《红高粱》剧本改编给了他两千块钱。后来因电影拿奖，引发管谟业其他书得到加印，他前后获得稿酬七千多块，彻底脱离了赤贫阶级。

    所以管谟业这段时间，实际也是比较得意的状态。

    2月份《红高粱》在德国柏林获奖后，作协为他开了个研讨会，请管谟业上去做报告。这是管谟业人生中第一次这么风光。

    管谟业和余桦都有个愿望：在京城买房安家。

    目前，管谟业是隔三差五回家一趟，在京城这边独自一人居住。而余桦的住处不定，有时在老婆家里面，有时在文学院分配的学员宿舍。

    所以一听说余桦吃、用都是老婆提供的，管谟业说话间稍微就带了些酸味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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